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與擔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郭沫若經研究后決定組建一個“全國慰勞抗戰將士總會”，分赴各個戰區去慰勞在前線浴血奮戰、英勇殺敵的國民革命軍將士。周恩來和郭沫若的這項建議送到國民政府后沒用多長時間就被蔣介石和軍委會所采納。蔣介石為什么會如此痛快地答應中共方面的這個要求呢？實際上，蔣介石在這件事情上也有他的如意算盤的�？箲鹬�，國共兩黨建立起來的統一戰線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才作出的決定。然而，共產黨始終是他蔣介石的心腹之患，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蔣介石無不苦思冥想著消除異己的計謀。這次慰勞團去前線采訪，北團必需要經過陜甘寧邊區才能到達目的地，這為借機前往延安了解中共的實情，以便為國民黨實施“限共、溶共、防共”的方針“對癥下藥”，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反共方案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
組建慰勞團容易，在委任慰勞團團長的人選時，蔣介石頗是費了一番心血，這個人必須要忠誠他蔣介石才行啊，思前想后，蔣介石最后認定團長一職非反共干將賀衷寒莫屬。
1939年8月下旬，賀衷寒率領“慰勞團”北團進入陜甘寧邊區，在洛川落腳。為了封鎖延安的真相，賀衷寒不愿讓隨團的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位記者進延安采訪報道。臨出發前，賀衷寒突然將三位記者找去，告訴他們明天去延安和榆林，要他們三位不必同行，回到西安等候。但這三位記者可不是賀衷寒能隨便擺布的庸常之輩，他們都是當時頗負盛名的大記者。然而，讓賀衷寒更想不到的是，這三位記者都是我中共地下黨員。其中中央通訊社，記者劉尊棋先生是一位斗爭經歷非常豐富的革命者，他在1931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后遵從組織指示打進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新民報》雖說是一家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家報紙，但21歲的記者張西洛在1936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掃蕩報》則是國民政府系統的報紙，記者耿堅白是位年逾四十的老先生。在中共建黨初期就加入共產黨，曾一度擔任過中共陜西省委書記。1927年后脫黨，但從未危害黨，仍傾向進步。三位記者都明白賀衷寒捉政治迷藏的險惡用心，他們與賀衷寒據理力爭。賀衷寒被三個人問得無話可答，只好退讓一步，允許他們同去延安，但不準報道一個字。
慰勞團到延安后受到延安各界代表的熱烈歡迎。毛澤東在宴會后又陪同慰勞團一行到中央大禮堂出席有千余人參加的歡迎大會并致了歡迎詞。針對當時國民黨正在醞釀發動的反共高潮而進行的陰謀活動和蓄意挑起的摩擦，毛澤東進行了義正詞嚴的揭露和駁斥，告誡國民黨頑固派不要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在歡迎詞中明確指出，只有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才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三位記者受毛澤東那氣勢磅礴的講話所激勵和鼓舞，回到住宿的窯洞，交換著各自的心得體會。然而，令他們十分為難的是，賀衷寒已有禁令在先：“不準寫一個字。”
怎樣才能突破賀衷寒的約束呢？三人反復商量，最后一致認為采訪毛澤東，讓毛澤東以回答記者問話的方式發表談話，這既突破賀衷寒的“不準記者寫一個字”的禁令，而且由中共最高領袖以答記者問的形式來闡明中國共產黨堅持團結抗戰的態度，可想而知，那將會在國內外產生最為巨大的影響。三位記者因有了對付賀衷寒的辦法而興奮不已，立即從炕上爬起來，徹夜討論和草擬出一份問題表來。第二天早晨，他們乘賀衷寒不備，將問題表交給陪同慰勞團用早餐的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同志，并請那位負責同志轉告毛澤東，若毛澤東愿意接受采訪請早作安排。很快，陜甘寧邊區交際處金誠處長就告訴他們：“毛主席說，他非常歡迎新聞界的朋友來到延安，可以同記者談一次話。”
9月16日下午，毛澤東在楊家嶺的辦公室里接見了三位記者，并回答了記者們提出的一些問題。當三位記者提出共產黨如何對待所謂的國共摩擦時，毛澤東站起來堅定地說：“我們根本反對抗日黨派之間那種互相對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么，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我們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任何共產黨員不許超過自衛原則。”
這次談話內容被延安的《新中華報》以及解放區的一些報刊刊登后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是，三位記者寄回通訊社和報社的稿件卻被鎖到總編輯的辦公桌抽屜里，沒敢讓它與大后方廣大讀者見面。后來三記者將稿子寄給范長江主辦的“國際新聞社”，范長江將談話稿發到香港、南洋等地，被幾家華僑報紙登在顯要的位置。就這樣，毛澤東跟三記者的談話在中外產生了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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