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政治與藝術之間：蕭軍在延安
2014-12-10 08:59:21 作者：未知 來源： 網友評論 0 條
手上有一張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拍攝的照片，照中人物站坐隨意，東張西望，表情各異，甚至還有人咬著耳朵在密談著什么。坐在第一排中間的毛澤東身體向前微欠，面色柔和若有所思。站在最后一排的作家蕭軍衣襟敞開，站姿筆挺，臉上微有笑意，略顯有些落寞不群，與場上輕松歡愉的主色調稍感疏離。從照片里人群的姿態布局看，象是在座談會間歇期拍攝的，也許他們剛剛從聆聽毛澤東演講的肅然情緒中松弛下來。在名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著名演講中，毛澤東尖銳地提出了文學藝術家在新的空間里應該如何感受生活的問題。呼吁那些從上海亭子間跑過來的人盡快辨別出“革命根據地”與所謂“大后方”的國民黨統治區之間的差異，并盡快適應它。
毛澤東自信地宣稱，來自亭子間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應該體會到時代特征的轉變。“到了革命根據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完全未有的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我們周圍的人物，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們必須和新的群眾結合，不能有任何的猶豫。在這片民眾當家作主的嶄新世界里，文學藝術家必須在“人民”中重新安身立命，并以此為目標檢驗自己的改造程度。在這個群體中不允許有私人的存在，藝術家用不著再去掙扎觀望，他們只有一條路可走：鐵下心來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這個“牛”字是從魯迅“俯首甘為孺子牛”這句詩中引申借用而來。Ajs武進新聞網_武進第一綜合門戶|
“孺子牛”是誰？
毛澤東用新發明的“牛論”向坐在臺下的亭子間藝術家們喊話，語調明確堅定，坐在底下聽演講的蕭軍不會聽不出其中的深意。他是否同意毛澤東的這套“牛論”，沒有明確記載，但從他的《日記》中可以找到一些其內心波動猶疑的蛛絲馬跡，如在和朋友聊天時蕭軍就苦悶地說，工農革命是為自己的利益，知識分子革命是單純為了心�？梢�，在聽完“牛論”之后，這些亭子間文人并未馬上清晰地找到內心世界與民眾身體相結合的切入口。
蕭軍以為，知識分子投身革命是可貴的也是痛苦的，工農革命受直接的利益所得和驅使，知識分子革命卻直接導致生活水準降低，往往要以精神和身體的不自由為代價，克服雙重的困難。言外之意，讓知識分子毫無保留地做工農的“牛”，損失將會是巨大的，他不但要戰勝自己，戰勝敵人，還要戰勝各種誘惑。
由此看來，即使基于民族大義的召喚，勉強服從政治目標的規訓，知識分子的心靈是否就能真正得到安置的確讓人起疑。對于文學而言，逼迫一個人去歌頌他所認為平凡的東西是不合理的。蕭軍舉例說，陜北人沒見過洋樓，看見了楊家嶺的辦公廳也覺得驚奇，至于在都市住過洋樓的人，他怎能有心情去歌頌它，即使有心情也是在理性和責任的驅動下去體驗那艱苦的過程而已。因為吃過魚肉的人，對于僅僅吃飽了飯的“幸福”是不會產生興奮的，這就是勞苦大眾和小資產階級之間的分歧點。蕭軍深知自己這類滿身都是“小資產階級”氣味的作家，在根據地濃厚的政治氣氛中必定感到格格不入。在蕭軍眼里，藝術和政治正如相互試探的情人，只能偶爾親暱，最終還要分開，是政治吞噬藝術，還是藝術獨立于政治，始終是他縈繞于心難以抉擇的心結。
有一次讀《托爾斯泰傳》，蕭軍覺得托爾斯泰性格中有那種反抗一切既成權威，而要成為一個“王”的感覺，以至到了無原則的偏狹程度，很有些與自己相像。蕭軍憎惡淺薄的機智和趣味，不愛市民階層，不喜歡歌德和莎士比亞的作品，自詡為“初期的英雄主義”。與托爾斯泰的區別僅僅在于，他代表的是沒落的貴族階級，自己代表的是流氓無產階級、農民以及民族革命斗爭的人們，一旦與民眾接觸就會發生天然的親近感，這個自我定位不知不覺把自己摘出了小資產階級的隊列。蕭軍自認這種身份感的產生與父母出生于不同的家世有關，他的母親是沒落的官家女兒，瞧不起平民，父親是貧苦的平民出身，看不起官家的高貴，自己的性格中同時具備官家和平民的質素，時常激烈地相互纏繞對抗，其中一個終究要殺死另一個，最后的結果是“父親殺死了母親”。
蕭軍曾把身邊尊敬的友人和自身對比做過一個粗略的分類，如把毛澤東看作是儒家，魯迅是儒家兼墨家，他本人屬于儒與俠一類。有一次和彭真談話，他說自己身份近于名士與游俠，共產黨人以集體主義走向政治的風格近于孔孟，兩種風格雖異，人生指向則同。
正是在強烈的游俠之氣支配下，蕭軍偶爾會煥發出與民眾親近的沖動。聲稱作為一個真實作家和人，一定要能滾進一切生活里面去，旁觀者和隔著玻璃看景致的辦法是不妥的，所以為了要描寫新人，必須去前方和“新人”一起生活。在討論“給誰看”“看什么”這兩點上，他發表了《對于當前文藝諸問題底我見》一文，界定出文藝的對象是革命青年、進步軍人、進步的工人，一部分行政工作者，很奇怪，他覺得“農民差一些”，勉強把他們歸到了次要的位置。大體而言，蕭軍對民眾的分類理解與《講話》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一些想法也與《講話》并不違背，如說藝術在內容上盡可能深而又深，表現形式上要淺而又淺，做到“深入淺出”，提高和普遍并行，多寫具體形象，少玩抽象的雕琢語句，朦朧、磨棱的作品是要不得的。文學的書寫任務固然是“技師”的工作，也擔負“靈魂”塑造的責任，但不能常常想著自己是“作家”，這樣容易居高臨下搞特殊化，在群眾眼里有當“牧師”的嫌疑等等。
在延安的特殊環境里，是否要描寫群眾有時會取決于一時一事的偶然感動，如遇到某個坐過國民黨大牢逃到延安的殘疾女工談起她的悲慘經歷，某次參觀八路軍兵工廠發現多是劣質的土槍土炮，由他們的決死精神引發的心理震顫，甚至延安晚會上扮戲的戲裝可憐地全用一些普通衣裳改成，帽子用紙糊上，胡子用麻黏上，一條板凳權作了門燈這類瑣事，都被認為是真摯的獻身精神的綻放，熱情而美麗，即使感到表演幼稚淺薄乃至丑惡，讓人大笑一場后仍然真實地感動起來，“因為社會的進步不是建立在狹小冷淡無所為的鸚鵡腦袋身上，而是建筑在蠢笨的牛和可笑的傻子們身上。”把民眾比喻成蠢笨的“牛”和“傻子”，有點象說某人傻的可愛，顯然與毛澤東認定小資產階級才是些蠢笨的“孺子牛”的看法南轅北轍，在延安可能被扣上蔑視民眾的帽子，可正是在這個樸素的起點上，蕭軍開始憎惡說風涼話的吹毛求疵者，指手劃腳的取消論者，艱難地適應著毛澤東“牛論”所規定的人心改造方向。
探海取珠，須記住不要被海水湮沒
1942年，蕭軍一度被排擠下放到延安附近的碾莊生活了四個月，真真切切地當起了農民，在碾莊他不但需要自己每天上山砍柴，還要到處向村民借糧度日。難怪他在勞累一天后會在《日記》中寫道，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應該嘗嘗這味道，自己擔水、燒飯、砍柴，再種上幾坰地自給自足。他們要累得爬不起來，那美麗的田園思想，牛皮理論瞬間就會破滅。一粒米如何來之不易，將要被現實所驗證了。又概嘆真正偉大的性格在勞動者中間，和他們接近，漸漸純潔了自己的感情，更堅強了意志，洗凈了虛浮不正的東西。甚至鄉村女人也變得健康、愉快和美麗，他開始鄙夷那些不事生產裝模作樣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女人們，譏諷她們庸俗可憎。
在給林伯渠的一封信里，蕭軍承認自己身上有著許多“文人結習”和“逸民氣”，很討厭它們，也時時想克服，卻又不是一下子就能根除掉。和朱德聊天，蕭軍能感覺到他身上充沛著寬厚純真的現實主義，愛平庸不愛鋒芒，愛實際不愛空談。朱德主張作家寫寫短篇與通俗小說，給軍人寫小冊子，討厭賣弄才華的人，也不滿那些不愛真實工作的人。面對這位善良有力單純的長者，蕭軍突然感到自己太尖刻了，顯得單薄年輕，輕飄飄地不夠沉穩，甚至引起一種孩子要討好父親的感情。事后覺得很羞恥，轉念一想又覺不必如此矜持。
毛澤東自信地宣稱，來自亭子間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應該體會到時代特征的轉變。“到了革命根據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完全未有的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我們周圍的人物，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們必須和新的群眾結合，不能有任何的猶豫。在這片民眾當家作主的嶄新世界里，文學藝術家必須在“人民”中重新安身立命，并以此為目標檢驗自己的改造程度。在這個群體中不允許有私人的存在，藝術家用不著再去掙扎觀望，他們只有一條路可走：鐵下心來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這個“牛”字是從魯迅“俯首甘為孺子牛”這句詩中引申借用而來。Ajs武進新聞網_武進第一綜合門戶|
“孺子牛”是誰？
毛澤東用新發明的“牛論”向坐在臺下的亭子間藝術家們喊話，語調明確堅定，坐在底下聽演講的蕭軍不會聽不出其中的深意。他是否同意毛澤東的這套“牛論”，沒有明確記載，但從他的《日記》中可以找到一些其內心波動猶疑的蛛絲馬跡，如在和朋友聊天時蕭軍就苦悶地說，工農革命是為自己的利益，知識分子革命是單純為了心�？梢�，在聽完“牛論”之后，這些亭子間文人并未馬上清晰地找到內心世界與民眾身體相結合的切入口。
蕭軍以為，知識分子投身革命是可貴的也是痛苦的，工農革命受直接的利益所得和驅使，知識分子革命卻直接導致生活水準降低，往往要以精神和身體的不自由為代價，克服雙重的困難。言外之意，讓知識分子毫無保留地做工農的“牛”，損失將會是巨大的，他不但要戰勝自己，戰勝敵人，還要戰勝各種誘惑。
由此看來，即使基于民族大義的召喚，勉強服從政治目標的規訓，知識分子的心靈是否就能真正得到安置的確讓人起疑。對于文學而言，逼迫一個人去歌頌他所認為平凡的東西是不合理的。蕭軍舉例說，陜北人沒見過洋樓，看見了楊家嶺的辦公廳也覺得驚奇，至于在都市住過洋樓的人，他怎能有心情去歌頌它，即使有心情也是在理性和責任的驅動下去體驗那艱苦的過程而已。因為吃過魚肉的人，對于僅僅吃飽了飯的“幸福”是不會產生興奮的，這就是勞苦大眾和小資產階級之間的分歧點。蕭軍深知自己這類滿身都是“小資產階級”氣味的作家，在根據地濃厚的政治氣氛中必定感到格格不入。在蕭軍眼里，藝術和政治正如相互試探的情人，只能偶爾親暱，最終還要分開，是政治吞噬藝術，還是藝術獨立于政治，始終是他縈繞于心難以抉擇的心結。
有一次讀《托爾斯泰傳》，蕭軍覺得托爾斯泰性格中有那種反抗一切既成權威，而要成為一個“王”的感覺，以至到了無原則的偏狹程度，很有些與自己相像。蕭軍憎惡淺薄的機智和趣味，不愛市民階層，不喜歡歌德和莎士比亞的作品，自詡為“初期的英雄主義”。與托爾斯泰的區別僅僅在于，他代表的是沒落的貴族階級，自己代表的是流氓無產階級、農民以及民族革命斗爭的人們，一旦與民眾接觸就會發生天然的親近感，這個自我定位不知不覺把自己摘出了小資產階級的隊列。蕭軍自認這種身份感的產生與父母出生于不同的家世有關，他的母親是沒落的官家女兒，瞧不起平民，父親是貧苦的平民出身，看不起官家的高貴，自己的性格中同時具備官家和平民的質素，時常激烈地相互纏繞對抗，其中一個終究要殺死另一個，最后的結果是“父親殺死了母親”。
蕭軍曾把身邊尊敬的友人和自身對比做過一個粗略的分類，如把毛澤東看作是儒家，魯迅是儒家兼墨家，他本人屬于儒與俠一類。有一次和彭真談話，他說自己身份近于名士與游俠，共產黨人以集體主義走向政治的風格近于孔孟，兩種風格雖異，人生指向則同。
正是在強烈的游俠之氣支配下，蕭軍偶爾會煥發出與民眾親近的沖動。聲稱作為一個真實作家和人，一定要能滾進一切生活里面去，旁觀者和隔著玻璃看景致的辦法是不妥的，所以為了要描寫新人，必須去前方和“新人”一起生活。在討論“給誰看”“看什么”這兩點上，他發表了《對于當前文藝諸問題底我見》一文，界定出文藝的對象是革命青年、進步軍人、進步的工人，一部分行政工作者，很奇怪，他覺得“農民差一些”，勉強把他們歸到了次要的位置。大體而言，蕭軍對民眾的分類理解與《講話》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一些想法也與《講話》并不違背，如說藝術在內容上盡可能深而又深，表現形式上要淺而又淺，做到“深入淺出”，提高和普遍并行，多寫具體形象，少玩抽象的雕琢語句，朦朧、磨棱的作品是要不得的。文學的書寫任務固然是“技師”的工作，也擔負“靈魂”塑造的責任，但不能常常想著自己是“作家”，這樣容易居高臨下搞特殊化，在群眾眼里有當“牧師”的嫌疑等等。
在延安的特殊環境里，是否要描寫群眾有時會取決于一時一事的偶然感動，如遇到某個坐過國民黨大牢逃到延安的殘疾女工談起她的悲慘經歷，某次參觀八路軍兵工廠發現多是劣質的土槍土炮，由他們的決死精神引發的心理震顫，甚至延安晚會上扮戲的戲裝可憐地全用一些普通衣裳改成，帽子用紙糊上，胡子用麻黏上，一條板凳權作了門燈這類瑣事，都被認為是真摯的獻身精神的綻放，熱情而美麗，即使感到表演幼稚淺薄乃至丑惡，讓人大笑一場后仍然真實地感動起來，“因為社會的進步不是建立在狹小冷淡無所為的鸚鵡腦袋身上，而是建筑在蠢笨的牛和可笑的傻子們身上。”把民眾比喻成蠢笨的“牛”和“傻子”，有點象說某人傻的可愛，顯然與毛澤東認定小資產階級才是些蠢笨的“孺子牛”的看法南轅北轍，在延安可能被扣上蔑視民眾的帽子，可正是在這個樸素的起點上，蕭軍開始憎惡說風涼話的吹毛求疵者，指手劃腳的取消論者，艱難地適應著毛澤東“牛論”所規定的人心改造方向。
探海取珠，須記住不要被海水湮沒
1942年，蕭軍一度被排擠下放到延安附近的碾莊生活了四個月，真真切切地當起了農民，在碾莊他不但需要自己每天上山砍柴，還要到處向村民借糧度日。難怪他在勞累一天后會在《日記》中寫道，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應該嘗嘗這味道，自己擔水、燒飯、砍柴，再種上幾坰地自給自足。他們要累得爬不起來，那美麗的田園思想，牛皮理論瞬間就會破滅。一粒米如何來之不易，將要被現實所驗證了。又概嘆真正偉大的性格在勞動者中間，和他們接近，漸漸純潔了自己的感情，更堅強了意志，洗凈了虛浮不正的東西。甚至鄉村女人也變得健康、愉快和美麗，他開始鄙夷那些不事生產裝模作樣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女人們，譏諷她們庸俗可憎。
在給林伯渠的一封信里，蕭軍承認自己身上有著許多“文人結習”和“逸民氣”，很討厭它們，也時時想克服，卻又不是一下子就能根除掉。和朱德聊天，蕭軍能感覺到他身上充沛著寬厚純真的現實主義，愛平庸不愛鋒芒，愛實際不愛空談。朱德主張作家寫寫短篇與通俗小說，給軍人寫小冊子，討厭賣弄才華的人，也不滿那些不愛真實工作的人。面對這位善良有力單純的長者，蕭軍突然感到自己太尖刻了，顯得單薄年輕，輕飄飄地不夠沉穩，甚至引起一種孩子要討好父親的感情。事后覺得很羞恥，轉念一想又覺不必如此矜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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