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8日，我老婆患病住進了榆林一院9樓42床。病房44床同住的是綏德三十里鋪的老農民，叫王富堂。
我在陪床時與王富堂攀談了幾天，話題自然離不開《三十里鋪》這首民歌。王富堂講，三十里鋪的四妹子王鳳英和三哥哥郝增喜，他倆的關系是清白的。
他說，郝增喜他爸從小就在奶頭上給他訂下了娃娃親。鳳英后來也嫁到了郝家洼，他們二人沒什么不清不白的地方。況且，過去的男女婚嫁都是由父母所定、媒妁所約而成。那個媒人也不會給郝增喜另說其他女孩的。民歌都是胡編亂唱的，要不，郝增喜當兵到了靖邊（歌詞上說是定邊）后，也聽到了這首歌，還不知道唱的是自己呢。
我對他說，在《三十里鋪》這首歌的附記里，書上是這樣寫的：《三十里鋪》這首陜北民歌流傳甚廣。1942年春天，綏德城東三十里鋪村郝家的三兒郝增喜披紅戴花應征參加了“八路軍”。郝增喜年方十九，生性活潑，愛開玩笑。臨行前，村民們為他送行，他笑著對伙伴們說：“人家都有個婆姨來，就咱沒個知心人”。說笑中，本村王家的四女王鳳英，年方十六歲，正站在鹼畔上倒泔水。這時，一位同伴指著鳳英說：“你看，那不是四妹子在照你嗎？”一句玩笑話，惹得在場的人都哈哈大笑。于是眾人當場即興，你說一句“三哥哥今年一十九”，他來一句“四妹子今年一十六”。此情此景感動了民歌手常永昌，遂唱出了這首民歌。這首民歌唱出后，不久便流傳到當時中央所在地延安，深受文藝工作者的喜愛，他們專程來綏德，把它整理、改編成現在的《三十里鋪》。
王富堂講，那只是書上編的，和實際情況并不完全相符。他說，歌兒肯定是常永昌編的。編唱的時間要比郝增喜參軍還要早幾天，而且當時僅有前三段詞。不過，要說郝增喜和王鳳英兩人純粹沒有任何瓜葛，也不是事實�？陀^上他兩家是住在同一個村，而且是上下鹼的近鄰。雖然都是窮莊戶人，可關系很好，很親近。兩家的孩子從小青梅竹馬，兩小無猜。鳳英從小叫增喜三哥，增喜從小也叫鳳英四妹。過去陜北的小孩都叫小名，沒有大名，等孩子長大了才給起大名。因此，就連兩家大人也是這么稱呼的。鳳英家的父母叫增喜“三兒”、“三娃”，在鳳英跟前也說“你三哥”、“叫你三哥嗑”，“又跟你三哥啦死嗑蘭”；增喜的父母也叫鳳英是“四兒”、“四女”、“四娃”。他媽在增喜跟前也常說“叫你四妹嗑”，“又跟四女子啦串嗑蘭”，等等。
其實，鳳英也知道郝增喜從小就訂了娃娃親，所以也就沒有什么拘束，也就沒有想男女之間的事情。兩個孩子從小在一起玩藏貓貓、點鉢鉢，挖窯窯、種豆豆。一起上山挖野菜、亂羊草，你幫我、我護你也是常事。一起長大的娃娃，也幾乎形影不離，雙方的心理上也沒有任何壓力，也不會干出任何出格的事情。只是過了豆蔻年華，長大懂事了，也就往來少了，不像原來那么親熱罷了。但是，作為鳳英本人，當時還沒有訂親到郝家洼，就是說還沒有對象，在心理上對郝增喜有某種想法，也不是不可能。
不過，三哥哥忽然被抽丁當兵遠離家門，作為一塊玩大的同伴， 鳳英當時心中有悲苦，我想也是應該理解的。再說，鳳英從小長的親，人見人愛，就是當年的常永昌，也有些“葡萄是酸的”心理。說到常永昌，王富堂講:在三十里鋪大路旁，有一姓周的大財主，開著一處騾馬大店。這個騾馬大店當年是陜北東渡黃河、通向山西的必經之路中的一處大站。因為解放前的運輸全是馬幫和駱駝隊，三十里鋪大店便是從黃河過來回陜北的必住大店。這個周家大店光長工就有12人，這在當年可是個很了不起、很有名氣、很大很大的“騾馬大店”。在周家的長工里，有一個住在三十里鋪村、溝對面的年輕后生，名叫常永昌。身材高大、膀寬臂粗。干的是掏糞、墊圈、鍘草、喂料、挑水、掃院等粗活、重活、臟活、累活，因為住的鄰近，鳳英和郝增喜的出出進進，常永昌看的是一清二楚，心里不免產生一種酸酸的、不可名狀的醋意和妒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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